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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沈从文京城旧迹(4)-中老胡同
五四文化墙的雕塑 五四文化墙上的鲁迅雕像 1946年夏，西南联大三校各自复校后，沈从文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沈先生住入沙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那是距离沙滩汉花园（现五四大街）北京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最近的一处教授宿舍。那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这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朱光潜文学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长、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张景钺教授、贺麟教授、孙承谔教授、袁家骅教授、闻家驷教授、芮沐教授、冯至教授、费青教授、陈友松教授、冯文炳教授、陈占元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这时他的工作较忙，除授课外，还担任4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即《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这几个报刊影响很大，也成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阵地。例如原来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后来“九叶派”的主要成员）等，就经常在这里发表诗歌。 但这段时期，沈从文自己的作品写得少了。内战在继续，社会依然动荡不安。沈从文毕竟是一介文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太多的困惑纠缠着他。为了摆脱这些，他把自己的精力、兴趣投注到文物研究、瓷器收集上，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嗜好，也是他可以放松精神、神游八荒的一块自由领地。1947、 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但沈从文企求的宁静生活终归是保不住。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赫然有一篇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界定为 “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并强调“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文章的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沈从文将如何承受这沉重一击？他将何去何从？许多人都暗暗注视着。 中老胡同沈家，一时也颇为热闹。北大校方当局有人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则劝说他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其实，沈从文自己已经作了决定，照他看来，与其逃避，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做些对新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不也正是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吗？ 但事实却不像沈从文估计得那样乐观。不久，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他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并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在校内张贴，一切都那样的触目惊心。 沈从文的目光从来没有这样茫然，内心从来没有这样孤独，他格外想念他记忆中的湘西，“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是归去吧，归去吧……沈从文的精神崩溃了。 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人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幸而不死。病愈后，他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1953年，沈从文一家告别了租住民房的历史，搬入东堂子胡同51号，那是历史博物馆的家属宿舍。 中老胡同一段生活，应该是沈从文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这一时期，他从西南联大教授而北大教授，可谓功成名就，但切脉自杀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时代发生了变革，沈从文既然选择了留在国内，必然要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在红楼边不远一个极不起眼的入口，我看到中老胡同的路牌。走进去，才发现里面民居保存得很好，却出奇的安静，几辆各种款式的小轿车停在胡同路边，与两旁的民房极不协调。在胡同里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姑娘靠在围墙上，使劲地按着手机上的键盘，听到我走近，抬眼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象是刚哭过。我继续前行，找到了中老胡同30号，再找，是36号，没有看到32号的门牌。走到一个岔口，问一位晒衣服的老人，老人说：中老胡同好象没有32号啊？又问一位中年男子，却不想他恶狠狠地说：不知道！ 我死了心，往回走，那姑娘还站在原地按手机，阳光带了一点她的影子在地上，感觉她的红衣在胡同灰色的围墙里很好看，就想给她拍张照片，刚拿出手机，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也就算了。 中老胡同的对面，就是五四文化墙，上面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著名人物的雕像，但没有沈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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