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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沈从文京城旧迹(2)-银闸胡同
著名的北大红楼-沈从文曾在这里当“傍听生” 北大红楼里展出的名人照片 沈从文在沙滩老北京大学附近住过两段时间，一段是刚到北京不久，在北大做“傍听生”的时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困窘的时期，住在银闸胡同。另一段则是功成名就，抗战胜利后回北大做教授时，住的是中老胡同。这两段时间，在他生命中可谓是两个转折点。前一段，他初入北京寻找理想，认识郁达夫、林宰平而转运，进入文学圈；后一段，他弃文学而考古，令多少后人为之扼腕概叹？而这一切，都围绕着北大红楼展开。 生活完全陷入困境的沈从文，在酉西会馆(杨梅竹斜街61号)住了半年光景，搬到了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特意替他在银闸胡同一个公寓找的一间小房里。这间房是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窗口上还钉了四根细木条，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写字桌、一张小床，沈从文把它叫“窄而霉小斋”。幸好因为表弟黄村生和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的关系，他认识了不少农大和燕大的朋友和同乡，“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呆在小公寓里为温饱犯愁。功成名就后的沈从文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的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据沈从文的公子称，那一段“郁达夫探访沈从文”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银闸胡同的“窄而霉小斋”，而不是黄永玉先生在文中写的杨梅竹斜街61号。 沈从文自己在《忆翔鹤》一文中写道：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实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 可见沈从文在北大当“傍听生”获益不少。 发生在银闸胡同的还有一些影响了沈从文一生的故事。 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自1924年年末开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流光》、《三贝先生家训》、《夜渔》、《屠桌边》等散文小说。散文《遥夜——五》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于是在五四运动六周年纪念日，这位哲学教授以“唯刚”为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大学和学生》，文中引用了沈从文这篇文章的大段文字，认为他将学生生活“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请他到自己家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并一再向徐志摩、陈西滢等名流举荐沈从文，还向梁启超专门讲起了沈从文的困难处境。梁启超听后，十分感动，就正式把沈从文引荐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于是，1925年7月下旬，沈从文终于上了香山，在熊希龄的慈幼院里当了一名月薪20元的图书管理员。有趣的是，沈从文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下去香山任职为什么不是自己主动去向熊希龄要求，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这也是这两位同乡人杰在交往中留下的一个疑团。 银闸胡同在北大红楼的南边，步行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沈从文到北京时，已是五四的晚期，有人称沈是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来到北京的。在北大红楼改成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还有曾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领八块钱月薪的毛泽东，但在这里是找不到沈从文的，他没有遇到那风云际会的时刻，从现在的眼光看，虽然有不少人抑鲁扬沈，然而这种努力在目前而言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时间，也许只有用时间可以做最后的裁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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